2023年12月8日

学术交流2023年第3期

作者 admin

[摘要]马克思资本概念有三个隐喻:“魔法师”“蝴蝶”和“吸血鬼”。“魔法师”的隐喻揭示了资本的魔法妖术及其消除。资本作为“普照的光”具有文明与野蛮的双重效应。马克思揭开资本的“物化”面纱,为无产阶级的驱魔行动提供了理论和现实依据。“蝴蝶”的隐喻揭示了资本自我积累的秘密。劳动力商品化是剩余价值生产的前提。马克思从商品“蛹化”为货币、货币“羽化”为资本的过程揭示了资本增殖的机理。资本的华丽外表之内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吸血鬼”的隐喻破解了资本增殖的神话。资本幽灵只有靠吮吸活劳动才能获得生命力,活劳动是资本增殖的源泉。资本自我增殖是骗人的鬼话。马克思撕掉“吸血鬼”的面具,暴露了资本的嗜血本性。更好理解马克思资本概念的三个隐喻,有利于我们认识资本本质和超越资本逻辑,有利于我们确立劳动主体社会地位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摘要]所有权是哲学的重要范畴,是理解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性依据,也是破解马克思正义悖论的关键概念。洛克将劳动确立为所有权的根据,实现了劳动和所有权的同一性,奠定了近代社会的正义信念。黑格尔在洛克劳动所有权思想的基础上通过“贱民的反抗”揭露了以资本主义所有权为基础的市民社会正义的虚伪性。黑格尔的思考推动马克思从具体的社会经济关系出发考察资本主义所有权的实质,进而揭露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马克思正义观的理论特质在于通过对资本主义历史进程的梳理,考察了劳动和所有权从同一到对立的转变,揭示了在此过程中渗透的资本所有权对劳动奴役的非正义性,由此揭露资本主义鼓吹的自由、平等和正义的伪善本质,要实现实质正义必须超越资本所有权实现劳动正义,重建个人所有制。

[摘要]法国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为反对当时人本主义者利用人的主体性为现存社会作辩护,借用黑格尔“无主体过程”的概念,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展开了结构主义式分析。应当说,阿尔都塞关于历史发展的“结构因果性”判断有其合理性,“历史无主体”思想也有助于我们从共时性的角度理解社会矛盾的多元存在以及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然而,在唯物史观中,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现实的个人”,人通过合目的性的实践创造了包括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在内的社会结构,也只有付诸实践才能消除无产阶级的异化状态。而阿尔都塞的解读模式遮蔽了历史主体——人——的合目的性原则,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以符号化解读唯物史观的外在反思之中,无产阶级的性也被消解得无影无踪了。

[摘要]以区块链为底层技术的智能合约具有去中心化、自动履行、不可篡改等优势。智能合约在生成前存在算法安全隐患、程序代码漏洞、私钥应用等风险,在发布中存在代码瑕疵、智能合约僵硬性等局限,在履行后相关法律主体可能会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经济法责任与刑事责任。完善我国智能合约风险防范法律前沿设计,应当统摄法学和技术科学视角,借鉴他国智能合约有益立法经验,建构涵盖事前预防、事中监管、事后救济的立体式、度、深层次法律规制体系。具体而言,智能合约事前预防机制包括完善智能合约立法,设置监管沙盒制度、私钥保护制度、行政前置审查、混合协议等。事中监管机制包括增加应用程序接口、政府监管接口、“矿工”多数决决议投票等。事后救济机制包括实行软件更新制度、扩大预言机适用范围、建立违约金或定金自动划拨机制、强化公力救济等。

[摘要]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的司法应用,在有效地解决“案多人少”“同案不同判”等难题的同时,也在技术化路径上推动了量刑规范化改革的进程。但从司法实践来看,人工智能辅助量刑面临着司法裁判的暗箱决策风险、算法歧视风险以及量刑结果的可解释性风险。这无疑对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的司法适用提出了挑战。为了进一步规范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的司法适用,推进“智慧法院”深入改革,应当在现行法治体系的基础之上,充分尊重人工智能的技术特征,采取“概括式+肯定式和否定式列举”结合的模式来设定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的合理使用范围;建立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的问责制度,将责任机制与行业准入制度相挂钩;建立法官提示制度、量刑方式选择制度、被告人技术异议回应与抗辩制度等被告人数字权利保护制度,进而实现司法智能化与被告利保护的平衡发展。

[摘要]在行政犯的违法判断方法问题上,学界共识在于其应当具有一定独立性,差异在于基本认识和展开路径不同。在既有方案中,以消极个人自由主义为基础的法益还原论并不合理,其未能正视集体法益的独立价值且在解释论层面缺少解释依据和明确方案。应借鉴并改造规范保护目的理论,在行为规范层面,借助构成要件目的划定具有一般预防必要性的注意规范的范围;在制裁规范层面,考量法益保护的关联性,排除不具有法益侵害类型性的行为。规范保护目的理论能承担起沟通前置法规范与刑法规范的纽带作用,立足于刑法的目的和机能,对前置法规范进行合理筛选和附条件转化,从而补足行政犯构成要件的意涵,科学地划定行政犯的处罚范围。

[摘要]农垦国有农用地使用权是从农垦国有农用地所有权派生出的一项独立权利,“两权分离”确有必要,而且不会虚置农垦国有农用地所有权。划拨和承包经营是北大荒农垦集团取得国有农用地的两种方式,国有划拨农用地使用权与国有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在制度设计、产生机理和行使机制上相似,故可以比照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认定其物权属性;国有承包经营农用地使用权属于所有权行使层面(即直接派生于所有权)的国有农用地使用权,符合《民法典》第343条“国家所有的农用地实行承包经营的”规定,具有物权属性。将农垦国有农用地使用权定性为物权具有正当性,既可以有效贯彻中央关于农垦改革的精神,也有助于实现现代农业规模化经营的目标及稳定国有农用地使用权人的经营预期。而物权法定原则形式要件缺失的问题,可以通过物权法定原则缓和的设计与适用予以解决。

[摘要]绿色金融和农村产业融合都是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因此,分析绿色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耦合关系具有现实意义。绿色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存在着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耦合关系,但在发展过程中仍存在一些困境:第一,绿色金融支持农村产业融合力度薄弱;第二,绿色发展服务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体系不健全;第三,农村产业融合链条不完善,难以激活金融机构内生动力;第四,农村多功能拓展薄弱,难以增强绿色金融市场活力。建议:第一,强化顶层设计,发挥政策引领作用;第二,完善绿色金融体系,引导社会资本进入;第三,延伸农村产业链,扩大新型经营主体规模;第四,加强农村多功能拓展,形成地方特色产业。

[摘要]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时期,“产业村长”的提出引发了众多讨论。通过对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产业村长”振兴乡村特色实践研究发现:依托“产业村长”制度框架构建的人才机制已成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创新举措,但在具体实践中,仍面临着制度衔接、选育机制、角色定位、用管机制上的困境。因此,应从完善制度设计、创新培育模式、平衡期待与实践、健全激励机制等方面着手,优化外部制度环境、增强内部行动动力,更好地发挥“产业村长”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的关键作用。

[摘要]价值共创时代,消费者角色从价值接受者向价值共创者转变,企业如何依托消费者参与价值共创并获取相关知识资源,以满足日趋多元化的消费需求,对企业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通过信息系统成功模型(D&M)与技术接受模型(TAM),借助问卷调查收集数据,探寻直播电商消费者知识共享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服务质量对消费者知识共享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服务质量和消费者的知识共享意愿对直播电商消费者知识共享影响最大。因此,企业应重视消费者价值共创行为,提高服务质量,积极与消费者互动交流,强化主播专业性,减少消费者隐私担忧,从而促进消费者知识共享。获取消费者相关知识资源,进一步丰富企业知识储备,提升企业知识创新能力,是保持企业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

[摘要]电子商务作为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产物,助力绿色经济发展具有很高的可行性。电子商务助力绿色经济符合我国“双碳”战略目标,能够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契合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还有利于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和促进商务模式的创新发展。在电子商务助力绿色经济的过程中存在一些阻碍因素,如电子商务快速发展引起的互联网基础设施能源消耗过高、电商物流绿色配送水平较低,以及电子商务企业日常运营碳排量较高等问题。在电子商务助力绿色经济的实施对策上,既要以电子商务助推绿色生产、增强绿色供给含量,也要以电子商务促进绿色配送、提高绿色流通水平,还要以电子商务推广绿色消费、培育绿色消费模式,从而实现电子商务最大化,助力绿色经济发展。

[摘要]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语境和实际发展,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对社会转型的界定和阶段划分以及当前对社会转型的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开放性、法理型、中产化、异质性、信息化等标志性特征要素的考察结果看,中国这一场社会转型已经进入中后期,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中高等“新常态社会”状态。“新常态社会”作为一种新型社会,必然也是一种“韧性社会”,具有应对各类风险的强大抗逆力、复原力和安全可行能力,但也亟待通过行为规范、制度建设和结构性安全治理,解决基本民生问题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社会问题,确保“社会本质安全”,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基础。“新常态社会”研究也必将成为“新发展社会学”的重要研究内容。

[摘要]在中国式现代化推进过程中,农民群众这一群体始终是主体力量,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当前农体意识建构仍然受到小农经济思维尚存、素质有待提升、文化涵养重视不够、社会生活慢于时代、主体能力拓展不足等不利因素影响。因此,应当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加大政府购买农村文化服务力度,防范城镇化进程中的潜在风险,大力培养农民职业能力,多措并举推进农体意识建构。

[摘要]20世纪形式主义批评的出现,既与当时语言科学的发展趋势密切相关,也具有文学自身发展的深层原因。形式主义批评的理论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模仿论”。亚里士多德作为柏拉图的学生,他所著的《诗学》是第一部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产生深远影响的理论专著。《诗学》中的相关论述或直接或间接地成为后世文学批评的理论来源。作为近现代以来的第一个文学批评理论,形式主义主张将语言学的相关方法用于文学批评实践,强调将文学的语言“形式”作为研究重点,以此分析文学作品的本质属性“文学性”。这种方的理论来源与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对言词的相关论述是密切关联的。因此,《诗学》的这些论述本质上为形式主义批评奠定了理论基础。

[摘要]“戏中戏”手法在戏剧、影视、小说等多种媒介艺术作品中广泛使用,但“戏中戏”一直是一个界限模糊的概念。从符号叙述学的视角重新定义“戏中戏”及由此延伸出的“X中X”概念,可以发现,复杂“戏中戏”是一种自我指涉式的叙述分层——嵌套分层。根据主次叙述层之间的符号结构关系,嵌套分层又可细分为聚合式嵌套、螺旋式嵌套和连环式嵌套等三种基本类型。聚合式嵌套是将文本组合段上的多种可能同时呈现出来,形成一种平行的嵌套结构;螺旋式嵌套的诸嵌入层间存在螺旋上升的缠绕关系,后一个嵌入层以前一个嵌入层为基础展开;而在连环式嵌套中,嵌入层和被嵌入层的边界逐渐模糊,人物跨越边界,不断出戏入戏,搅乱现实与虚构之间的区隔。嵌套分层为现代与后现代艺术作品带来时间和逻辑的悖论,造成现实与虚构的混淆,具有独特的符号美学特征。